年，欧美共识会议(American—EuropeanConsensusConference，AECC)提出了统一的诊断标准：
①急性起病；
②低氧血症，氧合指数(Pa02／Fi02)≤mmHg(1mmHg=0.kPa)；
③正位x线胸片显示双肺浸润影；
④无左心房压力增高的临床表现。同时，首次提出“急性肺损伤”(acutelunginjury，ALI)，即Pa02／FiO2：mmHg，同时满足上述其他标准，则诊断为ALI。
经过18年的实践，AECC标准的诸多争议也相继产生，如没有明确地界定出“急性起病”的时间；不同的机械通气参数会出现不同的氧合指数，此时氧合指数该如何判断ARDS；胸片的诊断缺乏可靠性；很难与心源性肺水肿鉴别诊断(表1)。
诸上原因，及定期修订诊断标准的需要，欧洲重症医学学会倡议、美国胸科学会和重症医学学会共同参与的专家组，修订了新的诊断标准。目的是通过最新的流行病学、生学、临床试验数据，进一步完善AECC标准，并探讨其他参数的诊断价值。
新的ARDS诊断标准，着重强调其可行性、可靠性、表面效度(即临床医生如何识别ARDS)和预测性(即预测对治疗的反应和／或预后)。此外，新的诊断标准不是对AECC标准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其的进一步完善。经过初期的筹备和会议讨论，拟定了草案。诊断试验评估草案之后，最终修订了新的诊断标准。
专家组一致认为，ARDS是一种急性、弥漫性、炎症性肺损伤，肺血管通透性增加，肺质量增加，通气肺组织减少。出现低氧血症，两肺斑片状致密影，混合静脉血增加，生理性死腔增大和肺顺应性降低。急性期的形态特点是弥漫性肺泡损伤(即水肿、炎症、肺透明膜或出血)。
经过2d的讨论达成共识，提出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将ARDS分类(轻度、中度和重度)的草案。另外，用辅助参数细化阐明重度ARDS，并且进行诊断试验评估其价值。
起病时间
多数有危险因素的ARDS患者可在72h内确诊，几乎所有有危险因素的ARDS患者可在7d内确诊。因此，起病时间界定为，1周内新发的或原有的呼吸道症状加重(如气促、呼吸困难等)。
胸部影像学
与肺水肿一致的两肺斑片状模糊影作为胸片诊断ARDS的标准。但明确指出，CT较胸片诊断价值高。将胸片中两肺广泛的浸润影(3或4象限)，视为诊断重度ARDS的条件之一，并进行评估。
肺水肿的起因
肺动脉导管操作的日益减少，以及心力衰竭、液体负荷过重所致的肺水肿可以与ARDS共存的原因，PAWP已被剔除出诊断标准。当患者出现无法完全用心力衰竭或液体负荷过重解释的呼吸衰竭时，则可视为罹患ARDS。如果无明显的ARDS高危因素，必须行客观检查(例如超声心动图)排查肺水肿。
氧合
由AECC命名的“急性肺损伤”(ALI)，原指所有符合ARDS诊断标准的低氧血症，但临床医师常将低氧血症程度较轻者称之为ALI，出现概念混淆。所以，这一专业术语已被取消。PEEP的水平可以明显影响氧合指数，因此，草案中规定，轻度ARDS患者行有创通气时，设定的最低PEEP值为5cmH2O(1cmH2O=0.kPa)；重度ARDS患者，最低PEEP值为10cmH2O，并进行诊断试验评估。
其他生理学指标
呼吸系统顺应性降低，能有效地反映有效肺容积的减少。ARDS患者经常出现呼吸死腔增大，而呼吸死腔越大，病死率就越高。然而，死腔的测定存在难度，故选用校正的分钟呼气量，用分钟通气量×PaCO2(mmHg)／40(mmHg)计算，间接判断死腔大小。草案中，重度ARDS的标准包括CRS40ml／cmH20和／(或)VEcoRR10L／min。以上这些变量用于评估判断重度ARDS的价值。
为了提高识别肺血管通透性增加和有效通气的肺组织减少的特异性和表面效度，CT、炎症因子，甚至是遗传标记物等诸多指标也曾被纳入考虑之列。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如无法常规检查上述指标、重症患者检查的风险过高，诊断ARDS的敏感性和(或)特异性不高，故被剔除。
ARDS柏林标准如下表：
柏林标准是第一次尝试用诊断试验评估共识而诞生
的危重病学的诊断标准。
草案首先将ARDS分为3类，
重度患者在氧合指数≤mmHg的基础上，尚需要4项辅助参数：
(严重的影像学改变、CRs≤40ml／cmH20、PEEP≥10cmH20和VEcoRR≥10L／min)。
但这些参数并不能提高对病死率的预测价值，进一步的评估、讨论之后，排除了这些复杂参数，一个相对简单的ARDS标准产了。尽管，没有将这些辅助参数纳入诊断标准，但临床医生仍然需要考虑静态呼吸系统的顺应性及每分钟通气量。
柏林标准指出AECC标准的一些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修订，包括排除肺水肿，补充说明呼吸机的最低PEEP设置，略微提高了预测的有效性。研究数据来源于柏林标准确诊的不同研究群组中的ARDS患者，包括采用肺保护性通气的患者。根据此数据库对轻、中、重度患者的发病率和临床预后进行评估，从事临床研究和制定健康服务计划。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病理机制复杂，临床症状多变。柏林标准也无法解释。未来，研究者可能会用一个或更多的ARDS类别，来设计实验研究群组，探讨其发病机制(如IL-6水平对IL-6前体的试验，ECMO治疗低氧血症的标准)。另外，由于可行性差及数据分析操作的不足的原因，柏林标准并没有纳入一些可能有意义的参数。期待运用修订柏林标准的方法，再次修订完善柏林标准。
柏林标准有一定的局限性。
总之，研究者通过国际共识委员会以可行、可靠和有效的诊断标准建立了ARDS柏林标准的共识草案。研究者用来自于两个大型数据库的临床预后的经验性数据、影像学结果及生理指标来评估柏林标准，评估相关参数的预测价值，完善该草案，并与现存的AECC标准比较预测效度。柏林标准的产生可作为共识结合诊断试验的评估的研究模式的典范，去更好地应用于临床诊疗、科学研究及健康服务计划的制定。
参考文献：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年9月第21卷第9期:
